我知道你是谁

她是一个双面人，穿上工作服，她可以触摸高度腐败的尸体，严肃而冷静；脱下它，她穿上精致的白衬衣，领导一个团队的年轻人们奋勇向前，热情率直。一个天天与ＤＮＡ打交道的女人，谁知道她的精彩？

撰稿／黄 祺（记者）

鉴定疑似彭加木干尸

“煮腿骨的时候，整个实验室都是臭的，衣服也臭。”邓亚军扯了扯自己身上白大褂的衣领，耸了耸鼻子，用表情告诉我那样的味道真的无法让人接受。

这是她的工作，作为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主任，邓亚军每天面对的是血液、骨骼、肌肉、尸体，这些常人看来不那么赏心悦目的东西，是她工作的对象，她的任务是，提取ＤＮＡ，告诉你，你究竟是谁。

邓亚军最近正在忙碌的，是对罗布泊新发现干尸的鉴定，由于干尸被怀疑是失踪的我国著名科学家彭加木，鉴定工作受到了社会的高度关注，所有的压力集中在邓亚军的身上，她每天要接到媒体记者接二连三的追问，尽管不能透露太多信息，但她接起电话总是很耐心地解释，让记者不得不接受她的坦诚。

印度洋海啸中，邓亚军带领的团队出色地完成了帮助泰国当地政府辨认遇难者身份的工作，此后，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树立了ＤＮＡ鉴定领域的权威。

２００６年４月，罗布泊发现干尸消息公布后，邓亚军和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接到任务，赶往敦煌提取干尸样本。回到北京的实验室，鉴定工作马不停蹄地开始，５月１日之前，所有实验室数据已经完成。“我们得到了很好的数据，现在只等着彭加木亲属配合，就可以完成ＤＮＡ的比对，只要亲属提供样本，结果很快就会出来。”邓亚军谈起工作时嗓门响亮，语速紧迫，她的声音让你相信，一切尽在她的掌握之中。

带着记者走出实验室，邓亚军脱下白大褂，一身装扮很鲜亮：带镂空绣花的白衬衣，黑色长裙，黑色丝袜和高跟鞋，一双耳垂上挂着银色弧形的耳环，不逊色于高档写字楼里的办公室小姐。提起着装问题，她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赞扬，“穿得漂亮一点，自己感觉好，你身边的人也会感觉很好。”邓亚军说，一个年轻女员工穿着无袖的上衣上班，她严厉地警告说：“下次不要让我看到你再穿这样的衣服上班。”

工作要干得漂亮，生活也要漂亮精彩，这是邓亚军对自己的要求。

站在尸体中间工作的人

我很难把眼前着装精致的邓亚军，与穿梭在泰国海啸现场的邓亚军联系起来。那段时间，电视新闻里常常出现她在摆满腐烂尸体的现场工作的场景，一身蓝色工作服，口罩遮住了大半个脸，眼睛里能看出表情严肃。由于海啸期间出色的工作，她获得了“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称号、中国科学院创新文化建设先进个人等荣誉。海啸也让公众认识了一个风风火火，执著到几乎固执的邓亚军。

１６天的时间里，邓亚军坚持带着３名工作人员，每天到摆放尸体的现场测量和记录尸体表征，提取ＤＮＡ鉴定需要的样本。“尸体太多了，泰国没有这么多专业人员，医学院的学生都来帮着提取样本，尸体已经高度腐败，学生们却在提取肌肉组织。”邓亚军根据现场看到的情况判断，当地提供的样本，根本无法做ＤＮＡ鉴定，当即决定不使用泰国提供的样本，他们自己去现场提取。

在成百上千的尸体中工作，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胆颤和恐惧的事。“没有办法，你必须去量尸体的身高，去取样本，很多男同事都不敢靠近。”被海水浸泡又处于高温中的尸体，有的已经长出蛆来，邓亚军说，还好她曾经做了３年基层法医，不然她也不可能有勇气站在这样的尸体前。到最后，她和同伴们已经不能再吃米饭、面条之类容易引起联想的食物。

邓亚军在泰国的一个举动曾被媒体报道。由多国救援队组成国际ＤＶＩ协作组，开会分配救援任务，会上，邓亚军表态，“中国无偿承担泰国海啸遇难者ＤＮＡ鉴定”。

邓亚军的果断决定，被认为是争得国家荣誉的事情，但随后发生的情况，让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尽管在泰国的工作已经足够惊心动魄，但对于邓亚军来说，最大的压力来自后期ＤＮＡ鉴定的过程。泰国提供的第一批牙齿样本送抵北京的实验室后，全部失败，得不到结果。国外专家开始质疑中国的鉴定技术，也有实验室提出向邓亚军提供技术帮助。

“我拒绝了他们的帮助，我觉得我们的技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邓亚军再次飞赴泰国向ＤＶＩ协作组汇报情况，并要求泰国提供骨骼样本。后来，多个国家的实验室传来消息，证明牙齿样本的确无法得出鉴定结果，改用骨骼。

但骨骼鉴定也没有邓亚军预想的顺利，“有一天，实验室里做了几十个骨骼样本，没有一个结果出来。”邓亚军每天提心吊胆，那几天，邓亚军办公室的电脑整天播放着屠洪刚唱的《精忠报国》，直到年轻的同事们无法忍受。一个研究员跑来让邓亚军换首歌，“我们好好干，你别放这歌了。”现在想起来，有些悲壮。

２００５年的５月３日，是邓亚军领取“五四”奖章的前一天，但她却感受不到一点喜悦，时间一天天过去，海啸尸体ＤＮＡ鉴定却还是陷入技术困境中。邓亚军心不在焉地和一同领奖的优秀青年们吃饭，电话突然响起来。工作人员告诉她，结果出来了，并且非常让人满意。

“骨骼样本属于疑难样本，世界上的平均水平大概是５０％左右，我们做到了８５％。”邓亚军说，如果那天还得不到结果，她真的没有勇气第二天去领“五四”奖章。

非典经历

看起来，邓亚军是幸运的，但是，如果不是已经在工作中表现出超出常人的努力和执著，幸运的聚光灯不可能照耀到她的身上。

非典期间，邓亚军还是在读博士生，是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邓亚军接到了分离非典病毒的任务，为了取得样品，她连续三次乘飞机到广州的医院里取病毒样本，那时候，几乎没有人还敢乘飞机。

Ｐ３实验室有严格的操作规范，稍有不慎就会出现病毒感染或者泄漏的事故。每次进实验室之前，清洁、消毒、更衣的时间大约需要１个小时，等待分离的样本数量巨大，邓亚军每次进实验室，都尽量延长工作时间，她几乎每天１０个小时到１２个小时连续作战，只睡三四个小时。

“那时候正是夏天，我们的实验室在顶楼，实验室被太阳晒得非常热，工作时必须穿上三层防护服。我一出来，大家看到我都说我几乎不像人，满脸都是捂出来的包。”在负压的环境中，人的生理机能几乎处于极限状态，到后来，只要进实验室，邓亚军的生理周期都会暂时停止。

人心惶惶的非常时期，没有人管理实验室，保洁员也不愿意打扫卫生，除了每天与高度危险的非典病毒打交道，邓亚军还必须管理实验室，实验结束后，做完实验室的清洁才能结束工作。

邓亚军并不是具有超人毅志力的“铁人”，在超负荷的工作重压下，她也常常想到退缩。“我的办公室在一楼，每天进实验室之前，走到二楼我就会停下来，坐在台阶上反反复复地犹豫：我要不要再进去。给自己打半天气，才有勇气往上爬。”

“我曾经跟朋友开玩笑说，非典的时候应该给我五四奖章呀。”邓亚军响亮地笑起来，毫不掩饰对自己的满意。

她似乎很擅长于在重压之下工作，邓亚军自己也说，她骨子里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喜欢迎接挑战。２００１年，邓亚军在北京接到的第一个重大任务，是完成袁隆平的超级杂交稻基因组测序工作，领导给她的期限是９月１８日之前完成，因为日本的一个实验室投入２亿美元正在进行另一品种的水稻基因组的测序，并宣布２００１年之内完成，领导希望邓亚军能够赶在日本宣布结果前完成任务。

“只有两个月的时间，每天加班加点，非常紧张。”邓亚军交出了满意的答卷，当年９月１５日提前完成超级杂交稻的测序。邓亚军当时还是在读研究生，指挥着硕士、博士工作，曾经有人不信任她，但事实证明，她是值得信任的。